人云亦云，没有真知灼见的所谓研究有悖于良知，也有悖于科学的真谛。马仲良是一位恪守着良知的学者。
马仲良朴实、随和的话语中，总是透着真知灼见的火花，让你感到，往往不甚清楚的问题，经他一点拨，便顿时了然起来。比如，什么是知识经济？这可是时下传媒最热衷的话题之一，可谓众说纷纭，但正如本报曾经刊发的读者来信指出的那样，很少有人将它的含义、学理表述清楚，只是一味抛售新名词、新概念，让人不知所云。其实，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，一个外来信息只有置于人们头脑中已有的“文化地图”即意义定位系统中，其客观意蕴才被理解。马仲良说，从交往手段看，知识经济是和物流经济相对的信息经济；从产业结构看，知识经济是继农业经济、工业经济之后的高科技经济；从自然资源角度看，知识经济是取代难以持续发展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经济；从人力资源看，知识经济是不同于劳力经济的智力经济。令人欣喜的是，由马仲良参与主编的《知识经济问答》（即将由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）即以此为理论框架，面向普通读者，全面介绍了知识经济的内涵和特征，值得一读。
马仲良是研究《资本论》和邓小平理论的专家，先后出版过《“资本论”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若干问题研究》和《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主义》两部专著。前者填补了《资本论》研究中的一项空白，得到了理论界的高度评价。在后一书中，他运用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阐发中国目前所处的历史阶段，让笔者觉得，政治其实不是一种说教。他对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深刻独到。他说，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，不是马、恩所指的属于资本主义阶段的具体制度，而是一种以社会主义为追求目标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。在这个阶段，共产主义的到来是个“自觉的过程”，而资本主义是一个“自发地走向共产主义的过程”。
马仲良恪守学者的良知。在他看来，人云亦云、没有真知灼见的所谓研究有悖于良知，也有悖于科学的真谛。
早在1965年，马仲良中师毕业时，学校组织一次“能不能对毛主席一分为二”的讨论，当时，马仲良给予了肯定的答案。尽管他旁征博引，列举了充分的论据来证实这个现在看来十分简单的命题，但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里，他遭到的批判是不可避免的。推迟分配工作，劳动一年，对一个20岁的青年来说，打击不小。“文革”中，他更难逃挨批斗的命运。在政治压力和生活压力的双重挤压下，马仲良说，“我坚信社会终究要按正常规律运行。”
怀柔县硫石离庙乡前安岭西沟小学是一所仅有20多名学生的山村小学，只有马仲良一位教师，而且，烧饭种菜全得他个人自理。在这里，他度过了7年的边教书边自学的生活。他说，那时候，每次回城里，他都逛旧书店，购买了大学中文系、历史系、哲学系及政教系的教材，背回去啃。也是在这里，他通读了《中国通史》、《世界通史》以及马、恩、列、斯、毛的著作，并自学了英语。一份耕耘一份收获，1980年，马仲良终于考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，正式开始了研究工作。但此前的这段经历，对他日后的研究不可或缺，他把这称作“为成才开辟条件”的阶段。
广博扎实的知识基础，使马仲良在诸多领域中皆能有所成果。他关于企业文化的研究，将一个歧义的“企业文化”概念理顺到一个内涵清晰的语义系统中，完成了企业文化理论最基础性的工作。而在实证研究中，他参加撰写的《同仁堂企业文化调查报告》曾获1993年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奖”。作为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的马仲良，经常到北京市和全国各地做关于企业文化建设的报告，受到广泛的好评，两次获北京市“灵山杯”优秀报告奖。
知识经济是马仲良最新的研究领域，正如本文开头所述，在他参加主编的《知识经济问答》一书中即初露锋芒。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定能读到他更富真知灼见的著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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